前曼联边后卫谈现代足球让他反感之处：青训学院愈发“中产化”，以及走进监狱发声的经历。

在赢得首届英超冠军约10年后，一位纪念品收藏家找到了保罗・帕克。此人想要收购一座迷你奖杯——那个赛季，曼联夺冠阵容的每位成员都收到了这座奖杯，而非传统的奖牌。帕克不愿出售。对他而言，踢球的意义就在于夺冠，他绝不会舍弃这份见证自己首个重要成就的实物纪念。然而，当他表达拒绝之意时，买家为说服他而开出的高价，却让他颇感意外——尽管这努力最终仍是徒劳。

“那笔钱数额不小，”二十多年后，帕克回忆道，“但他接着说，要是埃里克(坎通纳)的那座，他愿意出三倍的价。”

这便是边后卫的宿命。当足球历史被书写时，聚光灯与光环永远属于前锋，边后卫不过是陪衬。但帕克却是两支开创足球新时代球队的核心成员：曼联终结26年冠军荒、夺得首届英超冠军时，他在队中;次年球队历史性斩获双冠王时，他依然在列。

他同样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英格兰队杀进半决赛的关键一员——正是那支队伍让足球重新成为潮流。因此，当他在伦敦一家咖啡馆与《每日电讯报》体育版记者会面时，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出：若当年的曼联与英格兰队同场竞技，哪支队伍会胜出?

“要我说，当年那支曼联身体对抗更强、作风更硬朗。这正是球队成功的关键：我们从不会被吓倒。”帕克说道。

他的话不无道理。人们或许总能想起坎通纳的霸气张扬、吉格斯的闪电突破，但那支曼联实则是一支“肌肉军团”——从史蒂夫・布鲁斯、加里・帕利斯特的后防搭档，到罗伊・基恩、保罗・因斯的中场组合，再到马克・休斯领衔的锋线，这支队伍从不会在对抗中退缩。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如今球员稍有碰撞便夸张倒地、仿佛遭受重创的习惯时，帕克翻了个白眼。

“你这问题可算问到点子上了，”他说，“这太让我生气了。现在看球，我总觉得这些球员毫无羞耻心。前几天看一场比赛，有个球员为了让对手吃黄牌故意摔倒，我气得直接换了台。在我踢球的年代，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。”

他回忆起1993-94赛季曼联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与温布尔登的足总杯比赛——这段比赛的高光片段如今常被分享在社交媒体上，用以对比今昔足球风格的差异。

“你们去看看那段录像，”他建议道，“文尼・琼斯曾对埃里克使出一记凶狠的剪刀脚，摆明了想废了他的腿，那铲球太恶毒了。但埃里克倒地后立刻起身，整了整衣领就走开了，那神情仿佛在说‘就这点本事?’。之后约翰・法沙努对我下了同样的狠招，我也是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，下次球到他附近时，我直接撞了回去。和埃里克一样，他倒地后也马上站了起来。这就像街头斗殴：你要是倒地不起，他们只会得寸进尺;你立刻反击，才能让他们知道你不好惹。可现在呢?如今的球员只会在地上滚来滚去哀嚎，太丢人了。”

帕克表示，在曼联，这种不服输、不被吓倒的精神是在更衣室里“炼”出来的——尤其是基恩，总能让每个人保持警惕。

“罗伊就是罗伊，你只能接受他本来的样子，也必须接受。哪怕在电话亭里，他都能挑起一场架。”他说，“我记得有次比赛中我漏了一次铲球，紧接着他就来了一记凶狠的抢断，然后转头冲我吼：‘难道还要我替你干活?’那时候他就要求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”

“和罗伊共事，每天都是考验。他甚至会因为你穿的内裤不好看而找茬——不是他真的在意内裤，而是想看看你的反应：训练时你会不会怼回去?如果你无动于衷，他会觉得你软弱可欺，然后变本加厉;如果你真的反驳，他又会嘲笑你上钩了。跟罗伊打交道，你永远赢不了，怎么做都不对。但我就欣赏他这一点。他现在也没变，我们偶尔还会联系。每次我打电话给他，他总会说：‘你找我肯定有事吧?’说实话，他通常是对的。”

若不是队友们时刻“鞭策”他，那“施压”的人便是教练了。帕克认为，自己能在两位足坛传奇教练麾下效力，实属幸运——但这两位教练都绝非善茬。英格兰队时期的博比・罗布森爵士意志坚定，但其战术指令有时却不够清晰。

“他总叫我‘丹尼’，因为有个叫丹尼・托马斯的球员和我一样，是个小个子黑人。”帕克回忆道，“有次训练练角球战术，他说：‘丹尼，你去那边。’我没动。他又喊：‘丹尼，我都说了，去那边!’我还是没动。他当时就火了。这时唐・豪(当时的英格兰队助理教练)说：‘教练，他叫保罗。’罗布森接着说：‘我知道，但他还是得照我说的做，不是吗，丹尼?’”

而在曼联，他的主帅是他口中“球员管理大师”——弗格森爵士。帕克认为，弗格森的一言一行，都是为了让球员发挥出最佳水平。让他印象尤为深刻的，是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生涯末期时，弗格森采取的处理方式。

“1996年我受了伤，加里(内维尔)当时正在崛起，我因为得不到机会而心怀不满。说实话，我坐在替补席上看着他们不断夺冠，内心深处甚至盼着他们输球。任何处于同样境遇的球员都会有这种感受。所以我知道，我的曼联生涯该结束了。在我看完他们赢得足总杯决赛后的那个周一，弗格森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。他说：‘保罗，我真的很想留下你，发自内心地想。但球队需要向前看。我也想讲感情，但我不能——因为感情用事可能会让我丢掉工作。’”

“他的表达方式太得体了，直接、坦诚，又不失尊重。现在我和别人聊起这些事时，还总会想起他当时的处理方式。”

帕克认为，自己能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中立足，与成长背景密不可分。正如他在自传新作《Tackling The Game》(《挑战赛场：我的足球人生》)中所写，他早已习惯为自己争取权益。他出生于伦敦东区，年幼时父母为了让他有更好的生活机遇，举家搬到埃塞克斯郡的达格纳姆。但他们当时并未意识到，那里正是英国国家阵线(极右翼组织)的活跃地带。

“我成长的环境里，周围都是金发碧眼的人，我是当时唯一的黑人孩子。做任何事都要面临挑战，凡事都得靠拼。”

更何况，他一直是身边人中个子最小的。从能跳赢比自己高15厘米的球员的惊人能力，到毫不留情的竞争本能，帕克表示，自己的人生始终被一种“证明自己”的渴望驱动。而那些挫折与侮辱——比如有位青年队名帅曾用带有种族歧视的侮辱性词汇贬低他——都成了他证明他人错误的动力。足球，为这个不得不时刻抗争的少年提供了完美的宣泄出口。

“现在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了。如今的球员并非在街头长大，足球学院想要的是顺从的孩子，是运动员，而非有个性的人。他们对课堂后排那个像加斯科因一样调皮、朝老师扔橡皮的孩子毫无兴趣。作为一项运动，足球正变得越来越‘中产阶级化’。”

而且，最好别在他面前提“球员家长”这个话题。

“我在富勒姆当学徒时，父母忙着工作，根本没时间送我去训练。我得自己坐公交去，下车后还得一路狂奔回家，免得遇上国家阵线的帮派。”他说，“现在呢?家长开车送孩子去训练，还在一旁全程观看。我曾短暂担任过托特纳姆U15梯队的教练，每次训练结束回家，都会收到五六条家长的消息，问‘我家孩子表现怎么样?下次比赛你会选他吗?不选的话为什么?’这种日子我只坚持了一个赛季。我觉得自己是来当教练的，不是来做心理咨询的。”

如今61岁的帕克，除了偶尔担任赛事评论员、每天至少在健身房锻炼90分钟外，他认为自己最有意义、也最有趣的事业，早已与足球无关——他每年会去监狱好几次，为囚犯们演讲。在与记者会面的前一天，他刚去过伦敦东南部的泰晤士河畔监狱。

“我做这些演讲是因为我喜欢，”他说，“有人问我是不是为了钱?我分文不取。而且我通常得在早高峰时段赶路，连老年铁路卡33%的折扣都用不上。”

他坦言，这种演讲并非易事。囚犯们可能是最难应对的听众。“每次开场都很难。一屋子的人，对你毫无反应，气氛冰冷得很。得花点时间才能让他们放下戒备。你得找到能触动他们、引起他们兴趣的点。”

而这个“点”，几乎总是足球——以及他遇到过的那些足坛人物。他承认，自己的足球生涯为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沟通平台。

“我第一次去监狱时，刚走进来，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男子——年纪比我大些——看着我说：‘你是保罗・帕克吧?’我当时心想，这下麻烦了。结果他接着说：‘你在女王公园巡游者踢球的时候，我可崇拜你了。’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影响力。因为我的身份，他们或许会愿意听我说话。我或许能改变他们，给他们一些方向，让他们更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或许能真正帮到他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很多年轻囚犯可能都不认识我了。”

但很快他们就会了解——帕克的演讲通常长达两小时，结束后还会与听众逐一交流。

“我从不会问他们为什么入狱、判了多久。如果他们愿意说，自然会告诉我。大多数人确实罪有应得，但那里有太多被浪费的天赋了。我渐渐明白，他们和我没什么不同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只是因为那一个瞬间、那一个错误。任何人都可能失足，说真的，我当年也差点走上那条路。”

但幸运的是，他遇见了足球 —— 而足球改变了他的一生。